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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于大六部口和武康路之间——夏衍与巴金的通信|沈芸

新闻来源:田墩新闻 | 发布时间:2019-11-12 16:48:33| 作者:匿名

为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北京“巴金与朋友间温馨的友谊——书信”展览已正式向公众开放,并将于2019年10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C座(北京市朝阳区邵耀居文学博物馆路45号)继续展出

巴金上海故居馆长周立民告诉他,《巴金全集》修订版已经进入最后期限。我回答他:“去找吧。巴老必须做点什么。”

我有一封老巴给我爷爷的信。那是在1988年夏天。周馆长立即拿出爷爷写给老巴的一封信。时间完全匹配。仔细看一下内容就会发现这只是一次单程旅行。这在信件收藏中非常罕见。

巴金的故居整理了这封信,并在2007年进行了扫描。《夏衍全集》出版于2005年,这封信不包括在内。

回到30年前。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他位于代留布口的家中给巴金写了一封信。

巴迪:我好久没见你了。读到你可以“用手杖送客人到门口”,我深感欣慰。

冰心今天早上打电话说你给她的信提到我没有参加她的追悼会,可能是因为我病了。我很担心我的健康,并且感觉很深。今年春天,我去广东散步。我做得太过火了。十天之内,我乘小公共汽车去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和顺德。我可以一路吃喝玩乐,自我感觉良好,但当我回到北京时,腰肌拉伤了。那时,我甚至不能拄着拐杖走路。经过两周的治疗,西医变得越来越有益。后来,有人介绍我同时服用中药按摩和中药,我开始好转。现在我终于可以坐起来写作了。有人可以抱着我走路。“一百天的骨骼和肌肉损伤”。我已经过了120天了。80多人之后,我希望尽快康复。这似乎不可能。幸运的是,我的内脏没有问题,所以我可以安慰我的老朋友。看来热过后我会逐渐好起来的。请解释一下。

在记者6月份的采访中,我抱怨了很多,说了很多令人愤慨的话。记者未经我同意就在杂志上发表了它。然后路透社和美国之音用油和沙司把它传播到国外,尤其是香港。结果,游客们继续努力应付。幸运的是,现在不是六十年代,没有人可以干涉或指责,所以除了太多的游客之外,没有其他麻烦。

据报道,上海的气温已经达到39度,所以直接吹“过去的风”是不合适的。最近,韩生也感冒了,进了医院。老年人最好“照顾老人”。我祝你长寿健康。要求

小林和他的家人!

夏衍

八,八,七,二十

一个月后,老挝发来回复:

夏红:收到这封信已经快一个月了。回复迟的原因是在“炎热的天气”下写作更困难。今年,气候异常,气温持续偏高。我每天早起,坐一个小时,变得焦虑不安,站起来走几步,浑身是汗。我真的觉得有一年了。这样,什么也做不了。不能阅读,也不能接触文学艺术...我生病了,不便采访,所以也少了很多麻烦。然而,我想说你的谈话确实很精彩。回首今天,我仍然感到快乐。我想为你鼓掌。你的回忆录预计会继续。

你说,“老年人最好照顾好自己。”现在你真的在说话!我还想再活两年,希望我的朋友们能活得更久。我现在需要你的笔,请保重!

好的。

巴金

8月20日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两位老人之间如此完整的交流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即使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也是如此。

夏衍的信是我研究的焦点。在陆续发现的500多封信中,最早的一封与巴金有关的是夏衍于1962年2月27日从广州写给萧珊的。当时,他称巴金为“老巴”。

灾难过后,十多年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夏衍的信中。

1977年9月2日,他在给李子云的一封信中写道:“凌克来的时候,我回了信,告诉他去找巴金和罗荪迎接他。”

这是一封非常悲伤和持久的信。夏衍对他的老朋友凌克说了一千个字,他还记得上海的巴金:“…过去就像麻一样,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在1975年我“释放了我的监护权”之后,我只是间接地和偶然地了解了你最近的一些情况,因为“四害”猖獗,而且害怕牵连其中。这不仅模糊,而且矛盾。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一些朋友来看我,但他们知道的也不是什么好消息。直到今年五月,我才在报纸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感受到春天的信息。收到你的信后,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真诚地希望你能以上海为背景写下你期待已久的半个世纪的小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从事翻译工作,还能像托尔斯泰晚年一样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在会见巴金同志时,我谨代表他向他致意,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1977年8月29日,凌克)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发表在《文薇邮报》上的“一封信”,被文学界斥之为“春天的信息”,并不意味着春天会回到地球。两个月后,10月20日,夏衍写信给李子云:“沙汀告诉我,巴金来北京表达他的敬意。据说他只能呆两天,甚至不能去拜访朋友。这真的很奇怪。”然后,他把这种失落的情绪变成了对气候的感叹:“北京开始感觉像冬天了,尽管供应很差,但似乎比上海好……”

他说:“我不着急。我很满意我可以用我的员工来管理这个世界。”乌云在大气候中消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让事情变好了。他在家的日子不会太长,也就是说,1977年,周扬和苏灵扬来到韩国竹巷113号久别重逢。灾难过后,自左翼时代以来并肩作战的两位老同志——周扬和夏衍——再次坚定地站在一起。

也是在1977年10月,在重庆,还没有摘下帽子的贫瘠的煤炭,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只有几个同志和我交流过,在他们穿越重庆的时候看着我,但他们都很担心文艺界的现状。领导层没有核心也没有组织,这确实令人担忧。我衷心希望你和夏衍同志能出来工作。”

1978年,我祖父东山再起,正式开始工作。

“我已被中央政府批准为对外友好协会副主席……”(致李子云,1978年1月4日)

1979年,四次文艺代表大会的召开,彻底证明了文艺黑线的正确性,周扬、夏衍等回到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

那一年,我祖父79岁,巴罗75岁。两者之间的南北互动已经变得正常,尽管不是通过直接沟通。

“巴基斯坦(金)和吴(强)都已经看到他们可能会在19日左右返回上海,因为作家协会即将召开董事会选举巴基斯坦代理总统。”(致李子云,1981年4月15日)

“广东省作家协会和省谷玮邀请我去避寒,也许要十天或两周。据说巴金也被邀请了。请问,巴公会去吗?”(致李子云,1981年12月29日)

“9月底,联合会将派遣一个七八人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请问下巴长老他能不能去?我认为这是他去的最合适的时间。时间是两周,包括回程。这是一次礼貌的回访。没有讨论、演讲和其他任务。请在询问后通知我结果。”(致李子云,1982年8月31日)

……

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当然,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永远不会止于这些仪式上的琐事。在张光年的《文学复兴编年史》一书中,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983年春天。

“1。我已经80岁了,想退出文艺舞台,当然我不会放下笔。请考虑一下我是否不想再当作家协会的主席……”

巴金在家深思熟虑的话被仔细记录在纸上。当他回到北京时,他“根据这本书”把它们转达给了张光年。张光年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写下来后,他说:“既然巴老让你告诉我,你就做了他想做的。”(吴泰昌《我经历的巴金往事》,三联书店,2010年8月)

1983年5月,在收到巴金的两个意见一个多月后,张光年飞往上海。他带着使命来了,并做好了准备。在张光年的日记中,他说在去上海之前,他首先“去北街看望夏衍同志,听他谈论巴金最近的情况,并告诉(我)说服巴巴放松,保持一个小时的冷漠。还剩一点时间,我去周扬家谈了半个小时。他的观点大致相同。”

在得到周扬和夏衍的明确表态后,当张光年来到武康路巴金的家,走上二楼时,他的想法与周扬和夏是一致的,也是坚定的。没人知道那天他们在楼上谈了些什么。张光年本人在日记中写道...他被邀请在二楼的书房里谈两个小时。他非常关心文艺界的团结,希望在“批评”和“讨论”时多加考虑。我谈到了作家协会的长期规划和其他问题。他心情很好,拒绝休息。”(张光年文学复兴编年史第二卷,海地出版社,1998年9月)

一个多月后,6月17日,煤炭短缺给巴金写信:

老巴:光年同志回到北京后,他在周扬同志家里见了面,听他详细地谈了你的情况。他了解到你的健康状况更好,他愿意继续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他心情也很好,非常欣慰。

我参加CPPCC会议,我经常和余玲同志谈论你。余玲、白洋、凌克等同志也向上反映,建议你担任CPPCC副主席。主席团昨天批准了名单,选举将于今天下午举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可能早就看到了报告。文艺界的同志们仍然很高兴你担任了这样一个荣誉职位...”(《黄晨梅全集》第10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

周扬和夏衍,包括张光年,非常清楚茅盾死后,巴勒斯坦和老挝在文坛上有着旗帜般的价值和魅力。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前沿,他们和巴勒斯坦是同一个战壕中的亲密盟友。

这些80多岁的老人和过去一年一样有着崇高的情操和活力。他们判断准确,决策果断,流动性强。他们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代理会议提前做好计划。

一年后,巴金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为主席。

在夏衍与巴金有关的信件内容中,另一部分与《收获》杂志(Harvest magazine)有关,非常简单和纯粹。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

“我回忆录第一集(100-1949)的初稿已经完成。然而,这些很少是“文学性的”,所以在《收获》中发表它们是不合适的。如果是小林或者巴罗佐,他们会乞求别人的赞美。闲暇时,为“收获”写些短文。当然,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能写好《文学思想的枯竭》(致李子云,1984年10月27日)

欠“收获”的“草稿债务”应该很快偿还-

“信件和草稿已经收到,文章《收获》正在撰写中。它要到明天才会被阅读。”“左盟60周年”,请立即交给小林同志,看看是否有。无论如何不能在3月2日之前发表,所以如果小林看了之后有任何意见,请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已经有几份草稿提交给我了。”(致李子云,1984年12月20日)

有趣的是,我祖父似乎对“文学性”有自己的理解。最近,我读了一篇对袁殊的采访:“文学新闻”和“记者讨论”的回忆。采访于1984年7月10日举行。刚才有一段关于我祖父和报告文学的话:“夏衍经常来文学新闻。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名顾问。我们是好朋友。这是我遇见他的时候。有一件事夏衍和文学新闻可以稍微提一下。“报告文学”这个名字最初是夏衍对我说的。报告文学是指日本的墙报,在日语中被称为“墙报”。昭和早期出现在日本的工厂和学校。中文意思是“墙报”,说它是作为日本意识形态运动的一种武器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大多是对当时社会不满的。夏衍曾经对我说:“你应该提倡更多这样的文章。" "

这是多余的。

我祖父最后一篇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文章是1992年的《无题》。“请把这篇文章交给小林同志,并报答他的感激之情。如果你看着它,你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见就修改或删除它。”(致李子云,1992年4月27日)

1992年10月8日,夏衍和巴金在杭州习字饭店。

同年秋天,祖父应浙江省政府邀请再次回到杭州,在家乡度过了92岁生日。在此期间,老挝也在杭州休养。这两个老人见过两次面。10月8日,巴金来到习字酒店回访时,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他们两个坐在轮椅上,戴着太阳帽,在绿树间随意聊天,和普通公园里的普通老人没什么不同。

我祖父用他固有的幽默评论了这张照片:

“两个老乞丐……”

北京,2019年7月26日

作者:沈芸编辑:舒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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